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陈新怡 通讯员 李恬怡
90年前，在隐秘的浙南大山深处，连续的枪响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1935年秋，在国民党军队一次次重兵“围剿”下，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突出包围的挺进师主力，来到浙闽交界的浙南地区，另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粮食短缺、武器匮乏，每一个问题，都像难于逾越的大山横亘在挺进师面前。
还有个更急迫的问题，电台尽毀，通讯皆断，该如何与党组织及我党的地方武装秘密联络，传递情报？
一枚小小的红色密印就此诞生——这是挺进师与地方武装实现“加密通话”的工具。
1935年9月刘英送给中共泰南区党委的六面密印（仿制品） 原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展开剩余89%这枚小印就躺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的展厅里。7月1日，“北上！北上！—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遺队暨挺进师特展”在浙博开幕，展览汇集170余件（组）革命文物和历史图片资料，以“集结成军”“向阳而生““砥砺前行”三大单元，多维度还原先遣队与挺进师的壮烈征程，全面展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的英勇事迹。
“北上！北上！—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遺队暨挺进师特展”展览海报
【1】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这是烈士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手稿中的一句，无数人曾在课堂上朗诵过，或许你现在还背诵得出来。
那是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遭受不利，除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和少数人员突围之外，主力部队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合围，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胡天桃等领导人被俘。
《方志敏在狱中》
失败并没有折损斗志。率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边区不久，粟裕、刘英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以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斗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糟糕的是，在国民党保安团的袭击之中，挺进师唯一的电台，毁了。这意味着，挺进师与中央和其他地方彻底失去了联系。
地下交通员，这个身份你一定不会陌生，这是抗战剧不可缺少的角色。几块玉米饼往怀里一塞，交通员便日夜兼程，经由他们，诸多情报也由此传向了遂昌、松阳、缙云、庆元、龙泉等地。
我们能在“北上！北上！”的展厅中，更真切地感受到地下交通员所要面对克服的恶劣环境，展厅中展示了他们随身的防身铁链，防野兽也防敌人。
但是，情报就一定准确吗？半路不会被掉包吗？
“敌方会渗透，输送给你错误的情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刘中刚曾说。
“六面密印”就此诞生。
【2】
1935年9月，挺进师接到泰南区的紧急调令：“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调到泰南区，希马上到达，紧急。”
其中的“闽东”指的是福建东部，“霞鼎泰”分别喻指霞浦、福鼎和泰顺。这封调令没有落款，但在左下方日期处，留下了一花一白的两个红色印章。
怎么确定是自己人？这两个章又代表什么意思？
1935年9月泰南区党委使用密令发出的紧急调令（仿制品） 原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原来，为了加强浙南游击区的通信联系，刘英托战士给泰南区党组织送去了“六面密印”以及它的使用说明书。
如今“六面密印”的仿制品就在展厅之中，乍一看并不起眼，小小一枚，长、宽、高均只有1.8cm，六面均刻有花纹。其中，五面的花纹都是相类似的星星形状，只有一面中间空白。
在密印使用方法里，刘英这样写道，花纹面代表“自己人”，空白面代表“军情十万火急”……
靠着“六面密印”传递的暗语和彼此间默契的配合，小南山战斗、伙爬岭战斗、坑口战斗……1935年12月到1936年6月间，挺进师在泰顺一带捷报连连。
【3】
每到一个地方，挺进师便四处找报纸，看看红军到了什么地方。
展厅里有一个收音机电子管，这是1938年浙西南特委书记张麒麟在龙泉竹垟当地村民张世标家中秘密收听情报时所遗留的部件。
1937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浙江国民党当局在温州谈判成功，建立了浙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临时省委决定恢复浙西南特委(对外称“抗日救亡工作团”)，由张麒麟任书记（团长），在龙泉、浦城、遂昌边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浙江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由粟裕率领北上抗日，刘英带领部分干部留在浙江，领导全省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
“除了通过报纸去掌握当下的信息，我个人觉得收音机或许也是这样的功能，张麒麟由此可以了解整体局势。”浙江省博物馆党史部副主任熊彤猜测道。
收音机电子管 陈新怡/摄
从1938年开始，张麒麟驻龙泉开展工作，并和同伴在当地举办了三期党的基层干部训练班。彼时，《论持久战》正通过电台向全党播发，“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每日通过电台播发2000字的中文电讯稿，抗日救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为了加强和中央东南局及新四军军部的联络，省委决定在龙泉设立电台。中央东南局特地从新四军军部调来一部电台，交给刘英带回省委驻地丽水，由张麒麟派傅振军一行三人去丽水接运。
张麒麟一再嘱咐，为避免途中被发现，要将电台和发电机拆开，分别装运。
傅振军一行扮成做小生意的商人，雇了一只乌篷船，将电台和发电机的部件分装在两只“美孚”煤油箱里，焊好封口，佯装煤油，又买了两篓桔子。
历时六天，当乌篷船靠岸在龙泉城边的茶寮，傅振军和同伴先是将两篓桔子送到龙泉城里卖掉，而后找人化作挑脚夫，把两只煤油箱挑到特委所在的水塔村。
终于，1940年的春天，浙江省委的第一部电台接通。电波传递着中央东南局及新四军军部的最新消息，将一份份机密文件送到了浙江省委的手中。
同样在这个春天，方志敏的狱中手书辗转回到了八路军手中，永远留存下来，也永远刻在了国人的心底：“我们虽死，继续我们斗争的，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呀！你们只能杀死我们几个，绝不能消灭中国革命啦！”
展厅现场
【记者手记】
和我一样的年轻的人
在展厅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木制的米桶。
熊彤告诉我，这个米桶之前散了架，是为了这个展览特意修复的。
在江南，这种老底子的米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但这只米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藏过人，救过命。
1935年4月，丽水庆元一带的村民毛汤庭发现了一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为了掩护小红军，躲避国民党的搜查，毛汤庭将他白天藏在了米桶里，一躲就是5个月。
我大致估量了一下这只米桶，最高也不过半米多，要蜷在里面躲这么久，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瘦弱少年的身影。
他就像《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人小胆大，跟着粟裕、刘英率领的部队，冲出怀玉山包围圈，从江西走到浙江，一路上风餐露宿，或许还得打先哨，探路情，为大部队通风报信。
但是，熊彤告诉我，这名小红军最终被抓走，连掩护他的村民也一同遇害。
在参观时，我常常看着看着，就会不自觉地做算术题：那些比我小，或者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已然扛下了卫国的重担。
在皖南谭家桥被敌军重重包围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负伤牺牲时，年仅22岁；在江西怀玉山被俘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参谋长王如痴，南昌就义时，年仅32岁；在遂昌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因负伤被捕的红军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于丽水就义时，年仅27岁……
在山花般灿烂的青春里，在无数的岔路口，他们毅然选择了最艰险的那条路，没有动摇。
正是这样坚定的意志，才能让千千万万的他们，带领着中华民族，从此那个黑暗走向光明。
寻淮洲墓碑拓片
（图片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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